明末的动荡局势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执政者的无能。无论魏忠贤是否存在，历史的进程大致不会有太大不同。然而，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，魏忠贤的确具备一定的手段，能够确保政令的传达和执行，能够稳住朝政的局面。相比之下，崇祯皇帝虽然内心充满了理想和抱负，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朝政，这使得许多人产生了误解，认为魏忠贤掌握了实权，可以有效地执行崇祯的命令，若魏忠贤能够控制朝政，或许明朝的灭亡就能避免。但实际上，魏忠贤的所有手段，最终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并非真心为国家着想。
连年天灾本已使得明朝的税收逐年减少，魏忠贤虽然靠着强硬手段能够勉强维持一些收入，但那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行为，终究无法根治问题。相对于魏忠贤，其他朝中的士绅阶层——如翰林大学士——并不愿意采用他的方式，他们背后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了他们无法采取有效措施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唯一能够挽救局面的办法便是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剿除一部分勋贵、地主和士大夫，废除当时畸形的户籍制度、免税养猪政策，实施均田免赋政策，重振经济、扩大税收来源。然而，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，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使得许多人都对这种改变充满抗拒。
展开剩余72%魏忠贤并非什么伟人，他在权力的斗争中充满了谋算，所做的一切都带有很强的个人目的。他虽然是个权力人物，但至少在税收和辽东军饷等方面，仍能有所作为。尤其在江南地区，魏忠贤能够通过强硬的方式收取税款，并确保这些税款能够落实到实际的财政需要中。与此相对，东林党内部则因为过度内斗，无法统一行动，甚至在许多重大决策上发生偏差。他们不但放任了江南的赋税几乎全部免除，连盐茶税也几乎全免，忽视了国家最迫切的财政需求。与此同时，东林党对军饷的克扣和对边防的漠视，使得明朝的军队处于一种极度脆弱的状态。相比之下，魏忠贤虽有种种恶行，但在当时的局面下，显得“相对清廉”。东林党在这一过程中，确实成了历史的罪人。
袁可立的去职并非单纯因为魏忠贤的排挤，党争才是其中的根本原因。袁可立为人中立、不依附任何党派，一心为国，然而他的立场却让他成为了东林党与阉党的共同敌人。以他担任巡抚登莱期间为例，山东的文臣与毛文龙之间矛盾激烈。山东文臣认为东江镇的粮饷属于他们的责任，理应与毛文龙分享军功，但毛文龙由于粮饷被不断克扣而十分不满，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恶化。袁可立作为调解者，未能妥善解决问题，最终激化了矛盾。加上党争的压力，袁可立被迫辞职，成为了当时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。
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与魏忠贤并没有直接关系。军事上，明朝存在严重的指挥不当问题，外行人指挥内行，军功的归属被太监控制，前线将士冒死拼杀所获得的军功远不如监军太监的轻描淡写。长年欠饷加剧了军队的士气问题，士兵们为了生计不得不依赖“赏银”和人头奖赏，常常出现军队在战斗中抢夺敌军尸体、人头的现象。这样的军队，哪里还能够维持有效的作战能力？另一方面，军官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靠吃空饷、养家丁，而那些曾经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三大营，最终沦为权贵的工具。北方战线的溃败，进一步削弱了本就岌岌可危的财政基础。
明朝的税收主要依赖农业税，而自明中期开始，成化帝及地方士大夫的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。大量农田被权贵占有，并未按规定纳税，导致税收严重下降。随着士族阶层的横行，农民负担加重，土地贫瘠，国家财政陷入困境。同时，朝廷内部派系林立，权力斗争不断。东林党与阉党争斗、文官与武将对立，朝堂的稳定性越来越差，执行力不足。内部的混乱和政治腐败最终导致了明朝的崩溃，最终被女真和农民起义军所推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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