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时期楚国的国君身份非常特殊，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君主，楚国君主直接自称为王，与周天子平起平坐，展现出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独特的地位，显得格外“出类拔萃”。
在春秋时期，大多数诸侯国的国君都以“公”作为称号，《史记索隐》版本的春秋五霸中，除了楚庄王外，其余四国的国君分别是齐桓公、晋文公、宋襄公和秦穆公。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楚国与其他国家的独特差异，楚庄王显然与这四位国君的关系是极为不一样的。
春秋时期的政治局势一直是围绕争霸战争展开的。争霸战争从来不是无的放矢，而是有着“尊王攘夷”的口号。这一口号的背后，实际上是期望能够恢复分封制的秩序，使得某一国君能够主导整个局面。所谓的分封制秩序，就是周武王推翻商朝后，进行的那次大规模的诸侯分封。周武王在推翻商朝的过程中，分封了71个诸侯国。而当周公摄政时，诸侯的数量还不断增加，可以说，西周初期的诸侯国数量至少在百个以上。这些诸侯国的身份和地位各不相同，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爵位体系，从高到低依次为“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”。
展开剩余72%与周王室亲近的诸侯，通常会被封为公爵；像齐国这样的功臣国，其君主则是侯爵；接着是伯爵，这些诸侯国多为一些较小的国家，地位较低；更小的诸侯国，其国君则是子爵，最后是男爵。西周初年，诸侯国的封地非常小，公爵的封地大致为百里，侯爵为七十里，子爵和男爵的封地则更小。到了周公摄政时期，诸侯的封地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：公爵的封地为五百里，侯爵为四百里，伯爵为三百里，子爵为二百里，男爵为百里。
然而，尽管楚国在西周初期仅是一个小小的子爵，封地不过五十里，甚至到后期也仅增加到二百里，但它的历史背景却是相当独特的。楚国地处边远，且爵位较低，按理说每年只需向周王献上少量的祭品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楚国的历史地位低微，事实上，楚国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崛起，成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强国。
楚国的强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最初它只是一个部落，在商朝衰亡、周朝崛起时，楚国的祖先鬻熊敏锐地察觉时局的变化，选择投靠了周文王。周朝给了鬻熊一个子爵的爵位，从而使得楚国成为了周朝的附庸。尽管如此，早期的楚国还显得相当贫弱，国君不仅得每天辛勤进贡，还需要管理祭品，更没有资格参加诸侯的盟会。如此低微的身份，也让楚国的地位始终处于被轻视的状态。
尽管如此，楚国的地理位置以及江汉平原的巨大潜力为其提供了发展机会。在早期的几年里，楚国的臣民致力于开发这片土地，直到熊渠时期，楚国逐渐强大并开始向外扩张。正因如此，在周昭王十六年，周天子亲自率兵南征江楚一带，史称“昭王南征”。虽然周昭王前期取得了一定战果，但最终因轻敌而在战斗中溺水身亡。这一事件标志着楚国的强大，楚国的国君在江汉平原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，甚至能够与周天子相抗衡。
楚国的国君虽然屡次要求提升爵位，但周天子始终不愿将楚国提升为公爵，甚至将楚国视为蛮夷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楚国最终决定不再遵循周朝的封号体系，宣布自称为“王”，不再遵循“公”的称号。这个行为可以说是在挑战周天子的权威。事实上，楚国的自封为王，是一种典型的“暴发户”式的做法，一方面是因为楚国的强大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周王室的排斥。周朝的体制中，只有周天子才可以被称为“王”，而其他诸侯只能以“公”的身份存在，楚国的行为显然在周朝的礼制中是“僭越”之举。
当然，楚国称王的事件并非没有变故。在熊渠时代后期，周厉王开始不断征伐不听号令的诸侯。为了避免与周朝发生正面冲突，楚国国君主动放弃了“王”的称号，取消了儿子的封号。但到楚国第十九任国君时，熊眴重新称王，成为楚厉王。自此之后，楚国国君普遍以“王”自称。
与其他国家不同，楚国能称王，得益于其强大的国力。历史上，楚国吞并的小国数不胜数，这为其最终能以王自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至于春秋五霸的评价版本，除了楚国，吴国和越国的国君也称王。与楚国类似，吴国和越国的君主早期也没有高贵的爵位，但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，它们逐步在春秋五霸中占据了一席之地，展现出极为不容忽视的实力。
至此，楚国的王者之路，实际上是一段从低谷到巅峰的奋斗史。虽然起初并不被看好，但凭借坚定的决心、强大的实力，最终在历史的舞台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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